三叔卖牛供我读北大，年后，二叔全家破防了

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也是最无情的刻刀。

十四年，弹指一挥间。

从1999年到2013年。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也一样。

在外企的头几年，我几乎是拿命在拼。

市场部的工作，听起来光鲜，实则全是琐碎和压力。

做不完的报表，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客户。

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没有任何背景和人脉。

英语口语带着浓重的口音。

穿衣打扮在同事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不要命的努力。

别人八小时下班，我工作十六个小时。

别人周末逛街看电影，我在公司加班，研究产品和市场。

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吸收着一切知识。

很快，我就从一个连PPT都做不好的管培生，变成了小组的业务骨干。

我做的市场方案，数据最详实，逻辑最清晰，可行性最高。

我谈下的客户，都成了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

我的第一个机会，是在入职第三年。

公司要开拓西部市场，那是个苦差事。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我主动请缨。

我在西部那个陌生的城市，一待就是两年。

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只有我自己知道。

但我成功了。

我为公司在那片空白的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据点。

当我回到北京总部时，职位已经变成了市场部经理。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

月薪也涨到了五万。

我终于在北京这个巨大的城市，有了一丝立足的底气。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爸妈和三叔三婶，都接到了北京。

带他们去天安门，去故宫，去长城。

带他们吃了一顿他们这辈子都没吃过的烤鸭。

三叔看着菜单上的价格，手一直在抖。

他说，念念，这太贵了，一顿饭能顶咱家半年收成了。

我说，三叔，你吃。

以后，我们天天都能吃。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和三叔喝醉。

两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异乡的饭店里，哭得像个孩子。

这些年，我源源不断地往家里寄钱。

三叔家的二层小楼，成了村里的地标。

比二叔家的气派得多。

我给家里买了拖拉机，买了电视，买了洗衣机。

我爸妈和三叔三婶，再也不用下地干活了。

他们的生活，被村里所有人羡慕着。

三叔的儿子，我的堂弟陈峰，也顺利娶上了媳妇。

用的是我盖的新房，给的彩礼也是我出的。

婚礼办得很风光。

听说，二叔一家没来。

而二叔陈富贵家，这十几年来，却像是走了下坡路。

他当年引以为傲的“万元户”身份，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浪潮里，很快就变得不值一提。

他倒腾化肥的生意，因为被人骗了，赔了个底朝天。

从此一蹶不振。

只能守着家里的几亩地过活。

他那栋曾经风光无限的二层小楼，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瓷砖脱落，墙皮斑驳，显得又旧又小。

尤其是在三叔家那栋亮堂堂的新楼旁边，更是相形见绌。

最让他操心的，是他的儿子，陈明。

陈明从小被二叔二婶惯坏了，好吃懒做。

书没读进去，一天到晚在村里游手好闲。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却因为家里拿不出像样的彩礼，也没个正经工作，一直找不到对象。

成了村里的笑话。

此消彼伏。

世事就是这么奇妙。

当年高高在上的那一家，如今却落魄了。

当年被踩在泥里的我们，却扬眉吐气了。

这十四年，我一步步往上爬。

从经理，到高级经理，再到市场总监。

我买了房，买了车。

我成了别人口中成功的“陈总”。

我穿上了得体的职业套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和世界各地最顶尖的商人谈判。

我再也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布鞋，在北大校园里自卑地低着头的农村姑娘。

但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1995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二叔二婶刻薄的嘴脸。

想起那飘落在地上的五十块钱。

也想起三叔卖掉老黄牛后，那黝黑脸上憨厚的笑。

有些债，是要还的。

有些恩，也是要报的。

2013年春节前，我处理完公司所有的事情。

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我开着我新买的奥迪A6，踏上了回家的路。

十四年了。

我没有在春节回过一次家。

今年，我该回去了。

回去看看那些人，看看那些事。

做一个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