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也是最无情的刻刀。

十四年，弹指一挥间。

从1999年到2013年。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也一样。

在外企的头几年，我几乎是拿命在拼。

市场部的工作，听起来光鲜，实则全是琐碎和压力。

做不完的报表，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客户。

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没有任何背景和人脉。

英语口语带着浓重的口音。

穿衣打扮在同事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不要命的努力。

别人八小时下班，我工作十六个小时。

别人周末逛街看电影，我在公司加班，研究产品和市场。

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吸收着一切知识。

很快，我就从一个连PPT都做不好的管培生，变成了小组的业务骨干。

我做的市场方案，数据最详实，逻辑最清晰，可行性最高。

我谈下的客户，都成了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

我的第一个机会，是在入职第三年。

公司要开拓西部市场，那是个苦差事。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我主动请缨。

我在西部那个陌生的城市，一待就是两年。

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只有我自己知道。

但我成功了。

我为公司在那片空白的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据点。

当我回到北京总部时，职位已经变成了市场部经理。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

月薪也涨到了五万。

我终于在北京这个巨大的城市，有了一丝立足的底气。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爸妈和三叔三婶，都接到了北京。

带他们去天安门，去故宫，去长城。

带他们吃了一顿他们这辈子都没吃过的烤鸭。

三叔看着菜单上的价格，手一直在抖。

他说，念念，这太贵了，一顿饭能顶咱家半年收成了。

我说，三叔，你吃。

以后，我们天天都能吃。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和三叔喝醉。

两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异乡的饭店里，哭得像个孩子。

这些年，我源源不断地往家里寄钱。

三叔家的二层小楼，成了村里的地标。

比二叔家的气派得多。

我给家里买了拖拉机，买了电视，买了洗衣机。

我爸妈和三叔三婶，再也不用下地干活了。

他们的生活，被村里所有人羡慕着。

三叔的儿子，我的堂弟陈峰，也顺利娶上了媳妇。

用的是我盖的新房，给的彩礼也是我出的。

婚礼办得很风光。

听说，二叔一家没来。

而二叔陈富贵家，这十几年来，却像是走了下坡路。

他当年引以为傲的“万元户”身份，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浪潮里，很快就变得不值一提。

他倒腾化肥的生意，因为被人骗了，赔了个底朝天。

从此一蹶不振。

只能守着家里的几亩地过活。

他那栋曾经风光无限的二层小楼，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瓷砖脱落，墙皮斑驳，显得又旧又小。

尤其是在三叔家那栋亮堂堂的新楼旁边，更是相形见绌。

最让他操心的，是他的儿子，陈明。

陈明从小被二叔二婶惯坏了，好吃懒做。

书没读进去，一天到晚在村里游手好闲。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却因为家里拿不出像样的彩礼，也没个正经工作，一直找不到对象。

成了村里的笑话。

此消彼伏。

世事就是这么奇妙。

当年高高在上的那一家，如今却落魄了。

当年被踩在泥里的我们，却扬眉吐气了。

这十四年，我一步步往上爬。

从经理，到高级经理，再到市场总监。

我买了房，买了车。

我成了别人口中成功的“陈总”。

我穿上了得体的职业套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和世界各地最顶尖的商人谈判。

我再也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布鞋，在北大校园里自卑地低着头的农村姑娘。

但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1995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二叔二婶刻薄的嘴脸。

想起那飘落在地上的五十块钱。

也想起三叔卖掉老黄牛后，那黝黑脸上憨厚的笑。

有些债，是要还的。

有些恩，也是要报的。

2013年春节前，我处理完公司所有的事情。

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我开着我新买的奥迪A6，踏上了回家的路。

十四年了。

我没有在春节回过一次家。

今年，我该回去了。

回去看看那些人，看看那些事。

做一个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