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易抛

我们相识的纪念日，她为了去安抚情绪失控的苏文渊，把我一个人晾在家里。

我的生日，她为了陪苏文渊去看县城的画展，让我独自面对一桌渐渐变凉的饭菜。

我哭过，闹过，可换来的永远是她那句“兴华，你为什么不能懂事一点呢？他只是个可怜的孩子”。

这一次，她更是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把我扔在尘土里，跑去陪那个“可怜的孩子”。

过去我们共同许下的“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的美好愿景，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无比讽刺。

好在村民们都是热心肠。他们七手八脚地找来一辆运货的板车，小心翼翼地把我抬上去，几个人轮流推着，一路小跑着往二十里外的镇上医院赶。

路上，有热心肠的大妈忍不住替温婉说好话：

“兴华啊，你也别怪温老师。小文渊这孩子打小就孤僻，爹妈死得早，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村里孩子都欺负他。也就温老师能跟他多说几句话，这次温老师也是关心则乱，等她过来我们帮你好好说说她。”

闻言，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颠簸的板车加剧了我的痛苦，我疼得说不出话，只能死死咬着牙，任由冷汗浸湿衣衫。

终于到了医院。

医生看到我满是泥土和鲜血的样子，立刻安排了紧急检查。

“太严重了！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拖延的时间太长，部分组织已经开始坏死，必须立刻手术！再晚一点，这条腿可能就保不住了！家属呢？家属在哪？赶紧签字！”

村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温婉什么时候能过来。

我强撑着最后一丝清醒的意识，用那只还能动的、颤抖的右手，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沈兴华。

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眼前猛地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

我从麻药的昏沉中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

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左腿被厚厚的石膏固定着，吊在半空中，麻木而沉重。

病房里空无一人，只有输液架上的药水一滴一滴地落下。

我想喝水，嘴唇干裂得像焦枯的树皮，可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们俩都是外地来的知青，在这里没有亲人。

而我的妻子，此刻不知道正在哪里。

我睁着眼，茫然地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霉点。

应国家号召下乡支教那年，我们刚结婚。她抱着我，在我耳边一遍遍发誓，说此生必不负我。

后来我帮村里修水渠时病倒了，她守在我床前三天三夜，眼睛熬得通红，她说她一定会是个好妻子，会照顾我一辈子。

可她的誓言太轻，风一吹，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