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术结束后,我把自己关在书房写了一整夜。
信纸末尾,我签下的名字力透纸背。
窗外地中海的第一缕晨光照进来时,我把推荐信和塞进外交邮箱。
漫长的手术准备期开始了。
沈恪动用了所有外交医疗特权,将陈教授和他的团队接到当地。
我避开了所有相关会议,只从护士站的闲聊里听说:手术很成功,林记者的手指已经能轻微活动了。
出院那天,沈恪难得出现在公寓。
他站在我刚收拾好的行李箱旁,语气是那种完成重大外交任务后的舒缓:“宋青,这次辛苦你了。组织上会记得你的贡献。”
我用沾着消毒水的手推开他试图碰触我肩膀的手,回想起冰冷的手术室中我发抖的样子。
手术结束,我被推出去时张望了两眼,他当时没来。
这时卫星电话响起,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祝贺。
林婉秋的“战地记者手部重生”专题报道获得了国际大奖,正在筹备全球巡展。
沈恪接电话时,眼角眉梢都是真切的欣慰,那种神情我只在两国签署重要协议时见过。
他匆匆挂断电话对我说:“婉秋的康复需要专业理疗环境,大使馆的医疗室条件最好,我让她暂时住进去了。”
我扯了扯嘴角。
大使馆医疗室,那个连我弟弟病危时想借用一台呼吸机都要打三次报告的地方。
他所谓的“原则”,从来都有两套标准。
接下来的日子,沈恪再未露面。
我拆掉了腹部绷带,那里的伤口刀疤狰狞。
但我不想再等了。
领事司的电话来得比预期快:“宋小姐,您的离婚申请已通过外交部和组织部的联合审议。离婚证明将经由外交信使送达。”
挂断电话,我打开保险柜取出护照,姑姑寄来的签证静静躺在夹页里。
把所有文件装进防水袋时,门锁响了。
沈恪站在玄关,手里提着印着外交俱乐部标志的食盒。
“怎么不等拆线就出院?”他放下食盒,“你伤还没好,一个人不方便。”
我没接话,继续往行李箱里塞最后几件白大褂。
沈恪的视线落在我手边的文件袋上:“那是什么?”
“个人资料。”我把袋子往身后挪了挪。
这时内线电话刺耳响起。
林婉秋带着哭腔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沈大使,我父亲那枚金钢笔国际新闻奖奖章不见了!我明明放在医疗室保险柜的……”
沈恪眉头紧锁:“使馆安保系统是最先进的,怎么可能丢东西?”
“可、可是其他东西都在……”林婉秋抽泣着,“只有那枚奖章,是我父亲用命换来的荣誉……”
沈恪转身看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沉下去:“宋青,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婉秋父亲的遗物,对她意义重大。拿出来,这件事我不追究。”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婚礼上他说“我会尊重你的一切,信任你,和你同进退”。
“我没有拿。”我的声音平静得自己都陌生。
“这几天只有你有医疗室的门禁记录!”他的语气严厉起来。
林婉秋的声音适时***来,带着小心翼翼的哽咽:“宋小姐,如果您真喜欢那奖章……我送您复制品好不好?只是原件对我真的太重要了……”
“胡闹!”沈恪打断她,再转向我时已是最后通牒,“把奖章交出来。”
我看着这对隔着电话线一唱一和的男女,忽然笑出声来。
“我说了,没拿。”
场面僵持着。
五分钟后,两名安保人员敲门进屋,不由分说将我拉走。
操场上,地中海正午的太阳毒辣。
那两名安保人员尴尬地站着:“大使要求您……在这里......清醒一下。我们只是执行命令。”
我抱着文件箱站在烈日下,腹部的伤口在汗水的浸泡下刺痛难忍。
站了不知道多久,眼前开始发黑,最后连人带箱子摔在滚烫的水泥地上。
再次醒来是在使馆医务室,伤口已经重新处理过。
领事司的官员亲自送来文件袋:“宋小姐,这是您的离婚证明。”
接过那张轻飘飘的纸,我想起当年在外交部婚姻登记处,他匆匆签完字就去开会的场景。
可能有些缘分,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门外传来几人的闲聊:
“听说了吗?沈大使为了那枚徽章,动用了三条外交渠道联系日内瓦总部。”
“何止,协会那边说复刻流程要半年,他直接发了照会催促。”
“看来这位林记者,可比正牌夫人重要多了,糟糠之妻......早该换掉了吧。”
我紧紧攥着离婚证明,露出一个笑容。
他们说得对,沈恪的“外交官夫人”,早就该换人了。
开往机场的外交车辆穿过使馆区大门时,哨兵向我敬了最后一个礼。
后视镜里,那面国旗在晨风中缓缓升起,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转弯处。
飞机冲破云层时,我打开随身笔记本。
第一页上,字迹已经泛黄:“医者救的是命,但首先要救自己的心。”
我在下面补上一行:“而心死之人,唯一能做的,是带着废墟里长出的新骨,走向不再需要‘顾全大局’的明天。”
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