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我的永远是那句：“你又犯病了。”

直到三个月前，我在莫怡的公寓楼下等了一整夜，终于等到顾北搂着她的肩出来。

晨光里，他们像一对璧人。

我冲上去，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顾北一把推开。

“宋知意，你跟踪我？”

他的眼神那么冷，冷得像我从来不是他的妻子。

“星星在家发烧，我给你打了二十几个电话……”

“莫怡心情不好，我陪她聊聊天。”他打断我，语气理所当然，“星星有保姆照顾，你非要这么小题大做？”

那一刻，我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不是突然碎裂，而是漫长磨损后终于支撑不住的崩塌。

我没哭没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也许是我的平静吓到了他，两天后，我被送进了这里。

疗养院的夜晚很长。

我学会了对护士微笑，按时吃饭吃药，在团体治疗中安静倾听。

主治医生在记录本上写：患者情绪日趋稳定，认知功能改善。

只有我知道，那些曾经灼烧我的痛楚并没有消失。

它们只是沉到了更深的地方，凝固成冰冷坚硬的东西。

我开始观察，学习，记住每一个医护人员换班的时间，监控的死角，围墙哪一段的砖石比较松。

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表演。

表演出他们想要的“痊愈”。

三个月期满那天，顾北来接我。

他站在会客室的光里，西装革履，英俊依旧，只是看我的眼神带着审视，像在验收一件返修的商品。

“知意。”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温和，“看起来好多了。”

我垂下眼睛，露出恰到好处的、温顺的微笑。

“给你添麻烦了。”

他似乎愣了一下，随即满意地点头：“上车吧，星星在家等你。”

家。

那个我曾经精心布置每一处细节的房子，此刻想起来，竟觉得陌生。

车里放着柔和的音乐，是我以前最爱听的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