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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好人”贾似道的探路棋子

枭宋
枭宋

这是一个圆形的荷囊,绛绸为底,用彩色丝线绣着缠枝花的刺绣纹饰图案,做工精美的无以伦比。

苏晓想起来,荷囊是一个女孩送给他的定情信物。也许是缠绵婉约的宋词给人印象太深刻,也许是这个积弱的时代让国家历史太伤感,也许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深远的影响了时代,总之,宋人给后世留下的多是风流、软弱、迂腐的印象。从这时起,开始慢慢陷入三从四德桎梏的宋朝女子,让人觉得活得压抑、活得委屈,远不如汉唐女子那么恣意、张扬和浪漫。

可事实上,远非如此。

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宋朝女子在温婉多情的同时,更有蓬勃生动的气质和坚韧顽强的意志。在两宋四百年间,无论繁华还是战乱,无论塞北还是江南,一个个美丽智慧的女子次第而出,写就了精彩的故事,演绎出浪漫的传奇,也有过华丽铿锵的绽放。

女性是否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首先要看她们的政治地位。从北宋到南宋,有八位皇太后九次垂帘听政,这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其中有两位更是风华绝代,一个是有“宋代武则天”之称的仁宗章献明肃皇后刘娥,她从一个卖唱孤女到母仪天下的皇后,已经上演了一个中国灰姑娘的传奇。更何况还有杀伐决断、执掌天下、万民归附的非凡经历;另一个是将铁腕宰相王安石拿下的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滔滔,她执政多年,被后世称为“女中尧舜”。

文坛更不必说了,单李清照一人便是光芒四射。在那个轻武重文、才子辈出的时代,能够与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一起被写入中国文学史,不是因为性别身份,而是那些传诵千古的诗篇。

宋代,不仅上层女子活得蓬勃张扬,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女子们也一样不同凡响。

镇江的梁红玉邂逅落拓军官韩世忠,倾心相随,不仅演绎了一个从歌妓到诰命夫人的生命传奇,更在黄天荡击鼓退敌,担当起国家民族的脊梁;汴京的李师师更是风华绝代,以最卑贱的身份唱响了与至高无上皇帝相恋的爱情绝唱。他们的故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史书,尤其是后世的文学艺术作品添彩增色。还有更多寻常的歌妓们,她们知才爱才怜才,用似水柔情抚慰着失意文人的心灵。柳永、周邦彦、姜燮、晏几道……一个个写入中国文学史的才子词人,都曾经得到过她们的爱与滋养,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她们,才有了浪漫温情的宋词吧?她们的身影不仅在宋词中熠熠生辉,更是被后人写入话本小说在街头巷尾辗转流传。“众名妓春风悼柳七”、“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写的就是这些女子的浪漫传奇。

婚姻财产论开始在这个时代盛行,厚嫁之风影响整个宋代,严重影响女子的出嫁甚至生存。在女子的“第二次生命”里嫁妆是关系到未来生活及其在夫家中的地位,也是取得娘家财产的最直接方式。

宋代女子有自己的离婚权,也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也有继承权,有指定自己遗产的继承权。还出现了“胭脂虎”、“河东吼等流传后世的典故...

这是一个“波光潋滟柳条柔”的时代,也是一个“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时代。

繁华的都市催生了锦绣灿烂的文化,也让身处其间的女子们多了一份知性优雅和从容自信。虽然缠足已经开始束缚她们的身心,虽然程朱理学也已经诞生并且流传,但这些宋代女子们依旧不甘被埋没、被束缚、被禁锢,她们多情、坚韧、努力,活得恣意张扬、有声有色,为那个时代增添了美丽动人的音韵华彩。

苏晓的荷囊是来自于一名宗室女。

说起来,苏晓和这个赵玥秀只有两面之缘。

赵玥秀是除枢密使兼参知政事、两淮宣抚使、判扬州,鲁国公赵葵的孙女。赵葵的曾祖“铁面御史”赵抃,与北宋名臣包拯齐名,曾累官至参政知事,致仕后移家衡山城前。祖父赵棠问学于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是“胡门七子”之一。父赵方是南宋理学大师张栻的弟子,后投笔从戎,成为与岳飞齐名的抗金英雄。

赵葵自幼跟随父亲置身军旅,在抗金的过程中可谓战功卓著。赵葵的小儿子名叫赵昕,这个户部官员赵昕是苏晓在一次官员之间的应酬中相识,由于年龄和辈分的关系,苏晓在过年的时候登门拜望,无意中见到了赵玥秀。

什么叫一见钟情,这就叫一见钟情,宋代的一见钟情也就这样简单,只是后面的事情比较复杂。

苏晓高大俊秀,赵玥秀一眼就看上了苏晓。在苏晓第二次上门“拜访”赵昕的时候,趁没人之际,赵玥秀让自己的侍女把这个荷囊悄悄送给了苏晓。

宋代是一个晚婚的时代,苏晓的年龄已经不小,赵玥秀也属于那种难得一见的美女,两厢情愿,苏晓就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折扇留在赵家。尽管有了初步的定情意向,可没等苏晓有所行动,贾似道就把苏晓派到泉州。

荷囊内有苏晓的私人印章、火石、几个银角子,还有一个解手刀,就这几样东西。

被打湿的文书是苏晓的告身,告身除了制词或命词全文外,还写明了苏晓的三代、乡贯、年甲,并有主授长官及承办人员的签名、用印等,这其中就有贾似道的笔迹。

实际上,这是一份“录白告身”。

所谓“录白”,是出于官员本人存底的需要,将‘告身’、‘敕黄’和‘印纸’进行抄录。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这些官文书的副本,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以示负责,抄录完成,有关部门经校对原件,就可以将录白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了。抄录有效的‘告身’称为‘录白告身’。

梦成为了现实,此苏晓成为彼苏晓,只是存在了那些别样的记忆。

自己是一名官员,还是朝廷下派的专职官员。提举市舶司的级别不算低,但苏晓的官阶却不高,可是京官放任地方重要之职,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大宋景定二年,也就是1261年,这正是贾似道继行公田法,用于限价购买大地主超额土地,废止和籴,以其租谷作军饷,充实国库的时间段。

作为曾经的京官,枢密院的计议官,苏晓对这些知之甚详。

大宋的财政出现了问题,通用的会子价值越来低。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当朝宰相贾似道开始以强硬的手段阻止富人囤积谷物,随后提倡公田法。而在此时,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地主手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地主通常也是官员。当年,政府用“和籴”的计划弥补这个问题,就是要求这些地主义务将稻谷卖给国家,但在政府购买更多稻谷时也必须发行更多的纸币,这造成了通货膨胀。于是,贾似道建议废除和籴,减少纸币的流通以稳定物价,然后限定所有人地产的数量,超出限定的土地由国家收购变成公田,然后将公田的收入去偿付军需。

贾似道难道不知道会受到大地主阶层的强力抵制吗?能够做宰执的没有傻子,却恰恰说明了贾似道无奈,也说明了国家财政的无以为继。这不是为了私利,也不是为了权利,完完全全是为了国家,贾似道也是被逼无奈。

策略不可谓不正确,贾似道看得很准,他知道国库空虚的根源,也知道这个计划会遭到大地主阶层的强力反对,更知道在普通百姓手里盘剥无济于事。贾似道义无反顾的做了,并极力推行,使公田法实施到他下野。不但使用强硬手段,贾似道还以身作则,自己首先拿出一万亩良田做了表率。

好吧,这一万亩良田其实后来就是贾似道贪污受贿的证据。

有些野史和正史是这样记载的,贾似道于景定元年开始大权秉政,一方面很快就控制了舆论宣传,肆意铲除异己,培育党羽,另一方面,南宋百姓遭受的剥削愈发残酷,社会经济生活呈现严重萧条,特别是以推出“买公田”为标志,将国家引向人祸的深渊,期间直至1276年南宋灭亡,历时一十三年。

好了,贾似道这个大奸臣的“公田”政策坚持了十三年,当他死去后,南宋政权只维持了不到两年。

在国人的认知习惯中,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是“坏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的烙印。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晕轮效应”。也就是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人们就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这就像刮风天气时,月亮周围的光环(亦即晕轮)是月光的扩大和泛化一样,故称为“晕轮效应”。在对人的认知中,由于晕轮效应,一个人的缺点一旦变为光圈被夸大,其优点也就隐退到光的背后被遮蔽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可它却盛行了几千年。要到哪一天,国人在面对历史、品评人物的时候才可以摆脱非黑即白的一元化思维,拥有更为客观、清明而圆融的理性思考呢?

宋史是谁写的?

是蒙元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苏晓才不相信他们有那样的能力,还不是汉奸文人在编撰的“形象工程”。

《奸臣传,贾似道》——他是蒙元钦定的“奸臣”。

这是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时代。

“腐败”并不是什么无法原谅的罪过,贾似道只是一个享乐时代的象征性人物罢了。

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也不能不说他曾经的功绩。前期,贾似道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谁也无法抹杀。贾似道主政期间首先禁绝宦官干政和外戚弄权,使内外肃然,这一点,哪怕是更改了很多历史的蒙元执政者也没有否认。

贾似道最大的罪名实际上是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

忽必烈曾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身为南宋守将的贾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见贾似道之才干。

——可见,当年南宋贾似道对忽必烈的冲击,以至酋长对贾似道的思念之情,绵绵不绝。

宋亡,贾似道当然要成为奸臣,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继行公田法,限价购买大地主超额土地,废止和籴,以其租谷作军饷,充实国库。这错了吗?在国家经济崩溃的情况之下,这有错吗?

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对国家绝对不是好事,向来是国家无法控制地方力量的根源,没有了土地,大地主阶级手下可用的资源就会减少,对于国家稳定统治有绝对的好处。“公田法”就是把这些土地收为国有,然后租赁给给百姓,除了增加“就业机会”,同时这个举措可以有效的提高粮食产量,让百姓有地可种,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统治。

元人专修的《宋史》,历史记载的“公田法”致使大宋民不聊生,纯属扯淡!

大地主阶级“不聊生”才是真的。

古代的臣子无非是这几种:庸臣,能臣,权臣,奸佞。

贾似道不是能臣,更不是奸佞,他的定义其实也只是一个权臣和庸臣而已。

客观的说,挽救南宋这艘破船,贾似道能力不够,而且私德不好。但是,他是所有南宋剩下的资历够当宰相的人里最强的了。其他的人干脆就剩下只会写道德文章的腐儒,在军事布局和调控方面还不如贾似道。

文武全才的人不是没有,但是类似李庭芝,还有和陆秀夫、文天祥之类的人,资历实在太浅,不能服众。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贾似道一步步升为宰相并不是他的姐姐贾妃的缘故,而纯粹是这个时代确实没有可拿的出手的人了。

时代制约,贾似道这才走上了人生巅峰。但对苏晓来说,贾似道是好人吗?

如果单纯是南宋的苏晓,屡屡提携,贾似道这位表叔绝对是他的恩人。可惜,现在的苏晓什么都明白了。

对于拥有现在思维的苏晓来说,贾似道当然不是好人。这个苏晓无疑被贾似道当了枪,还这样美滋滋跑到泉州上任,憧憬这个肥差给他带来的无限美好未来。

苏晓不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上,南宋苏晓这位人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可他知道,是蒲寿庚一直在掌握着泉州市舶司的实际财政控制权,而且,还有相应的兵权,混的相当不错。当然,贾似道执政期间,有很多值得让人诟病的地方,南宋的灭亡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同时,贾似道在执政前期的能力毋庸置疑,只是...后来越来越无能,璀璨辉煌的华夏陷入“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境地。

贾似道考虑过苏晓要承担的凶险吗?他难道不知道?蒲寿庚根本不可能轻易放弃可以给他带来富可敌国财富的这条财源。

这纯粹是一种侥幸心理,贾似道在拿苏晓的生命开玩笑。让苏晓担任泉州提举市舶,贾似道无疑是在试探着获得泉州市舶司的实际财政权,不然也不会派苏晓这个资历远远不够的“自己人”来担任提举泉州市舶。

说的透彻些,苏晓就是贾似道派到泉州的探路棋子,还是那种扔出去可以不负责任的棋子。苏晓侥幸成功了,贾似道从中得利,那是他的政绩;即使不成功,泉州市舶司的财赋仍旧会依照前例交给朝廷,贾似道左右都不会吃亏。

在“好人”贾似道眼里,苏晓也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小人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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