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圆形的荷囊，绛绸为底，用彩色丝线绣着缠枝花的刺绣纹饰图案，做工精美的无以伦比。

苏晓想起来，荷囊是一个女孩送给他的定情信物。也许是缠绵婉约的宋词给人印象太深刻，也许是这个积弱的时代让国家历史太伤感，也许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深远的影响了时代，总之，宋人给后世留下的多是风流、软弱、迂腐的印象。从这时起，开始慢慢陷入三从四德桎梏的宋朝女子，让人觉得活得压抑、活得委屈，远不如汉唐女子那么恣意、张扬和浪漫。

可事实上，远非如此。

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宋朝女子在温婉多情的同时，更有蓬勃生动的气质和坚韧顽强的意志。在两宋四百年间，无论繁华还是战乱，无论塞北还是江南，一个个美丽智慧的女子次第而出，写就了精彩的故事，演绎出浪漫的传奇，也有过华丽铿锵的绽放。

女性是否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首先要看她们的政治地位。从北宋到南宋，有八位皇太后九次垂帘听政，这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其中有两位更是风华绝代，一个是有“宋代武则天”之称的仁宗章献明肃皇后刘娥，她从一个卖唱孤女到母仪天下的皇后，已经上演了一个中国灰姑娘的传奇。更何况还有杀伐决断、执掌天下、万民归附的非凡经历；另一个是将铁腕宰相王安石拿下的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滔滔，她执政多年，被后世称为“女中尧舜”。

文坛更不必说了，单李清照一人便是光芒四射。在那个轻武重文、才子辈出的时代，能够与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一起被写入中国文学史，不是因为性别身份，而是那些传诵千古的诗篇。

宋代，不仅上层女子活得蓬勃张扬，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女子们也一样不同凡响。

镇江的梁红玉邂逅落拓军官韩世忠，倾心相随，不仅演绎了一个从歌妓到诰命夫人的生命传奇，更在黄天荡击鼓退敌，担当起国家民族的脊梁；汴京的李师师更是风华绝代，以最卑贱的身份唱响了与至高无上皇帝相恋的爱情绝唱。他们的故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史书，尤其是后世的文学艺术作品添彩增色。还有更多寻常的歌妓们，她们知才爱才怜才，用似水柔情抚慰着失意文人的心灵。柳永、周邦彦、姜燮、晏几道……一个个写入中国文学史的才子词人，都曾经得到过她们的爱与滋养，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她们，才有了浪漫温情的宋词吧？她们的身影不仅在宋词中熠熠生辉，更是被后人写入话本小说在街头巷尾辗转流传。“众名妓春风悼柳七”、“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写的就是这些女子的浪漫传奇。

婚姻财产论开始在这个时代盛行，厚嫁之风影响整个宋代，严重影响女子的出嫁甚至生存。在女子的“第二次生命”里嫁妆是关系到未来生活及其在夫家中的地位，也是取得娘家财产的最直接方式。

宋代女子有自己的离婚权，也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也有继承权，有指定自己遗产的继承权。还出现了“胭脂虎”、“河东吼等流传后世的典故...

这是一个“波光潋滟柳条柔”的时代，也是一个“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时代。

繁华的都市催生了锦绣灿烂的文化，也让身处其间的女子们多了一份知性优雅和从容自信。虽然缠足已经开始束缚她们的身心，虽然程朱理学也已经诞生并且流传，但这些宋代女子们依旧不甘被埋没、被束缚、被禁锢，她们多情、坚韧、努力，活得恣意张扬、有声有色，为那个时代增添了美丽动人的音韵华彩。

苏晓的荷囊是来自于一名宗室女。

说起来，苏晓和这个赵玥秀只有两面之缘。

赵玥秀是除枢密使兼参知政事、两淮宣抚使、判扬州，鲁国公赵葵的孙女。赵葵的曾祖“铁面御史”赵抃，与北宋名臣包拯齐名，曾累官至参政知事，致仕后移家衡山城前。祖父赵棠问学于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是“胡门七子”之一。父赵方是南宋理学大师张栻的弟子，后投笔从戎，成为与岳飞齐名的抗金英雄。

赵葵自幼跟随父亲置身军旅，在抗金的过程中可谓战功卓著。赵葵的小儿子名叫赵昕，这个户部官员赵昕是苏晓在一次官员之间的应酬中相识，由于年龄和辈分的关系，苏晓在过年的时候登门拜望，无意中见到了赵玥秀。

什么叫一见钟情，这就叫一见钟情，宋代的一见钟情也就这样简单，只是后面的事情比较复杂。

苏晓高大俊秀，赵玥秀一眼就看上了苏晓。在苏晓第二次上门“拜访”赵昕的时候，趁没人之际，赵玥秀让自己的侍女把这个荷囊悄悄送给了苏晓。

宋代是一个晚婚的时代，苏晓的年龄已经不小，赵玥秀也属于那种难得一见的美女，两厢情愿，苏晓就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折扇留在赵家。尽管有了初步的定情意向，可没等苏晓有所行动，贾似道就把苏晓派到泉州。

荷囊内有苏晓的私人印章、火石、几个银角子，还有一个解手刀，就这几样东西。

被打湿的文书是苏晓的告身，告身除了制词或命词全文外，还写明了苏晓的三代、乡贯、年甲，并有主授长官及承办人员的签名、用印等，这其中就有贾似道的笔迹。

实际上，这是一份“录白告身”。

所谓“录白”，是出于官员本人存底的需要，将‘告身’、‘敕黄’和‘印纸’进行抄录。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这些官文书的副本，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以示负责，抄录完成，有关部门经校对原件，就可以将录白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了。抄录有效的‘告身’称为‘录白告身’。

梦成为了现实，此苏晓成为彼苏晓，只是存在了那些别样的记忆。

自己是一名官员，还是朝廷下派的专职官员。提举市舶司的级别不算低，但苏晓的官阶却不高，可是京官放任地方重要之职，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大宋景定二年，也就是1261年，这正是贾似道继行公田法，用于限价购买大地主超额土地，废止和籴，以其租谷作军饷，充实国库的时间段。

作为曾经的京官，枢密院的计议官，苏晓对这些知之甚详。

大宋的财政出现了问题，通用的会子价值越来低。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当朝宰相贾似道开始以强硬的手段阻止富人囤积谷物，随后提倡公田法。而在此时，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地主手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地主通常也是官员。当年，政府用“和籴”的计划弥补这个问题，就是要求这些地主义务将稻谷卖给国家，但在政府购买更多稻谷时也必须发行更多的纸币，这造成了通货膨胀。于是，贾似道建议废除和籴，减少纸币的流通以稳定物价，然后限定所有人地产的数量，超出限定的土地由国家收购变成公田，然后将公田的收入去偿付军需。

贾似道难道不知道会受到大地主阶层的强力抵制吗？能够做宰执的没有傻子，却恰恰说明了贾似道无奈，也说明了国家财政的无以为继。这不是为了私利，也不是为了权利，完完全全是为了国家，贾似道也是被逼无奈。

策略不可谓不正确，贾似道看得很准，他知道国库空虚的根源，也知道这个计划会遭到大地主阶层的强力反对，更知道在普通百姓手里盘剥无济于事。贾似道义无反顾的做了，并极力推行，使公田法实施到他下野。不但使用强硬手段，贾似道还以身作则，自己首先拿出一万亩良田做了表率。

好吧，这一万亩良田其实后来就是贾似道贪污受贿的证据。

有些野史和正史是这样记载的，贾似道于景定元年开始大权秉政，一方面很快就控制了舆论宣传，肆意铲除异己，培育党羽，另一方面，南宋百姓遭受的剥削愈发残酷，社会经济生活呈现严重萧条，特别是以推出“买公田”为标志，将国家引向人祸的深渊，期间直至1276年南宋灭亡，历时一十三年。

好了，贾似道这个大奸臣的“公田”政策坚持了十三年，当他死去后，南宋政权只维持了不到两年。

在国人的认知习惯中，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是“坏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的烙印。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晕轮效应”。也就是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人们就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这就像刮风天气时，月亮周围的光环（亦即晕轮）是月光的扩大和泛化一样，故称为“晕轮效应”。在对人的认知中，由于晕轮效应，一个人的缺点一旦变为光圈被夸大，其优点也就隐退到光的背后被遮蔽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可它却盛行了几千年。要到哪一天，国人在面对历史、品评人物的时候才可以摆脱非黑即白的一元化思维，拥有更为客观、清明而圆融的理性思考呢？

宋史是谁写的？

是蒙元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苏晓才不相信他们有那样的能力，还不是汉奸文人在编撰的“形象工程”。

《奸臣传，贾似道》——他是蒙元钦定的“奸臣”。

这是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时代。

“腐败”并不是什么无法原谅的罪过，贾似道只是一个享乐时代的象征性人物罢了。

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也不能不说他曾经的功绩。前期，贾似道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谁也无法抹杀。贾似道主政期间首先禁绝宦官干政和外戚弄权，使内外肃然，这一点，哪怕是更改了很多历史的蒙元执政者也没有否认。

贾似道最大的罪名实际上是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

忽必烈曾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身为南宋守将的贾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见贾似道之才干。

——可见，当年南宋贾似道对忽必烈的冲击，以至酋长对贾似道的思念之情，绵绵不绝。

宋亡，贾似道当然要成为奸臣，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继行公田法，限价购买大地主超额土地，废止和籴，以其租谷作军饷，充实国库。这错了吗？在国家经济崩溃的情况之下，这有错吗？

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对国家绝对不是好事，向来是国家无法控制地方力量的根源，没有了土地，大地主阶级手下可用的资源就会减少，对于国家稳定统治有绝对的好处。“公田法”就是把这些土地收为国有，然后租赁给给百姓，除了增加“就业机会”，同时这个举措可以有效的提高粮食产量，让百姓有地可种，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统治。

元人专修的《宋史》，历史记载的“公田法”致使大宋民不聊生，纯属扯淡！

大地主阶级“不聊生”才是真的。

古代的臣子无非是这几种：庸臣，能臣，权臣，奸佞。

贾似道不是能臣，更不是奸佞，他的定义其实也只是一个权臣和庸臣而已。

客观的说，挽救南宋这艘破船，贾似道能力不够，而且私德不好。但是，他是所有南宋剩下的资历够当宰相的人里最强的了。其他的人干脆就剩下只会写道德文章的腐儒，在军事布局和调控方面还不如贾似道。

文武全才的人不是没有，但是类似李庭芝，还有和陆秀夫、文天祥之类的人，资历实在太浅，不能服众。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贾似道一步步升为宰相并不是他的姐姐贾妃的缘故，而纯粹是这个时代确实没有可拿的出手的人了。

时代制约，贾似道这才走上了人生巅峰。但对苏晓来说，贾似道是好人吗？

如果单纯是南宋的苏晓，屡屡提携，贾似道这位表叔绝对是他的恩人。可惜，现在的苏晓什么都明白了。

对于拥有现在思维的苏晓来说，贾似道当然不是好人。这个苏晓无疑被贾似道当了枪，还这样美滋滋跑到泉州上任，憧憬这个肥差给他带来的无限美好未来。

苏晓不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上，南宋苏晓这位人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可他知道，是蒲寿庚一直在掌握着泉州市舶司的实际财政控制权，而且，还有相应的兵权，混的相当不错。当然，贾似道执政期间，有很多值得让人诟病的地方，南宋的灭亡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同时，贾似道在执政前期的能力毋庸置疑，只是...后来越来越无能，璀璨辉煌的华夏陷入“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境地。

贾似道考虑过苏晓要承担的凶险吗？他难道不知道？蒲寿庚根本不可能轻易放弃可以给他带来富可敌国财富的这条财源。

这纯粹是一种侥幸心理，贾似道在拿苏晓的生命开玩笑。让苏晓担任泉州提举市舶，贾似道无疑是在试探着获得泉州市舶司的实际财政权，不然也不会派苏晓这个资历远远不够的“自己人”来担任提举泉州市舶。

说的透彻些，苏晓就是贾似道派到泉州的探路棋子，还是那种扔出去可以不负责任的棋子。苏晓侥幸成功了，贾似道从中得利，那是他的政绩；即使不成功，泉州市舶司的财赋仍旧会依照前例交给朝廷，贾似道左右都不会吃亏。

在“好人”贾似道眼里，苏晓也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小人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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