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的手机就被刘淑芬趁我不备抢了过去。

连同我钱包里的身份证和仅有的几百块现金，也被搜刮得一干二净。

”在你同意捐肾之前，这些东西妈先替你保管。“她把东西揣进自己兜里。

”吃的喝的我们会给你送来，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医院里，哪也别想去。“

顾建国站在一旁沉着脸，算是默许了这场变相的软禁。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断了我的钱，收了我的证件让我寸步难行。

最终只能像前世一样，乖乖妥协，躺上手术台。

可他们低估了我，低估了一个死过一次的人想要活下去的决心。

我没有吵闹，甚至没有反抗。

因为我知道，跟这两个铁了心要我为儿子陪葬的人讲道理，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

我需要一个帮手。

我的目光落在了每天来查房送药的护士长王秀兰身上。

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干练通透，眼神里总带着一丝对我们家这摊浑水的了然和同情。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下午刘淑芬去给顾泽凡打饭，顾建国被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

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王秀兰推着小车进来量血压，我压低声音：

”王姐，能不能借您的手机用一下？一分钟就行。“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眼中的急切和恳求，没有多问，只是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我，自己则走到门口状似无意地帮我把风。

我用最快的速度拨通了一个号码。

这是前世一家本地媒体记者的电话，他以报道各种家庭伦理狗血事件闻名。

我只用了三十秒，就将”父母为夺肾源，非法囚禁亲生女儿“的戏码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一遍。

电话那头的记者嗅觉敏锐，立刻兴奋起来，当即和我约定了明天下午三点，他会伪装成病人家属，来医院探望我。

”谢谢您，王姐。“我将手机还给她，心中充满了感激。

王秀兰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保护好自己，孩子。“

当天深夜，我被渴醒，起身想去倒杯水。

隔壁顾泽凡的病房门虚掩着，透出一丝昏暗的光。

我放轻脚步走过去，正要推门进去倒水，却透过门缝，看到了让我遍体生寒的一幕。

林晓曼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将里面白色的粉末一点一点地倒进了顾泽凡床头的水杯里。

她的动作很轻，似乎怕吵醒熟睡的顾泽凡。

做完这一切，她还拿起杯子轻轻晃了晃，好让那些粉末彻底溶解在水中。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就在这时，林晓曼仿佛有所察觉，猛地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她眼中先是闪过一丝极致的慌乱，但那慌乱转瞬即逝，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撞破后的狠厉与决绝。

她没有尖叫也没有解释，只是将食指竖在唇边，对我做了一个”嘘“的动作，然后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气音，一字一顿地警告我：

”想活命，就当什么都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