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深，二十八岁，一个靠代码活着的社恐程序员。

我的生活规律得像死循环：早上七点半被同一个闹钟叫醒，吃同样的燕麦配牛奶，坐同一班地铁，在同一个工位敲十个小时键盘，晚上八点回家，点同一家外卖，看两集不需要动脑的喜剧，然后睡觉。周末？周末不存在，我只是把工位搬到了家里的书桌前。

这种生活我过了六年，从大学毕业后就没变过。我没有朋友——如果线上游戏里偶尔组队的队友不算的话。我也没有恋人——上一次和异性说话超过三句，还是去年在便利店买泡面时，店员问我“要不要加根肠”。我甚至几乎没有家人。

我父母在南方一个小县城，我们之间的联系比最差的网络信号还微弱。每月一号，我妈会准时发来一条微信：“钱还够用吗？”我回“够”，转账两千，对话结束。春节我回家三天，第一天客气，第二天沉默，第三天迫不及待地离开。我们之间像隔着毛玻璃，看得见轮廓，摸不到温度。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宁愿在北京租十平米的次卧也不肯回家考公务员，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能一辈子守在同一个地方，谈论同样的话题。

我知道他们焦虑，尤其是我妈。从二十五岁起，她每次打电话的结尾都会欲言又止地加一句：“邻居王阿姨的孙子都会打酱油了……”然后在我沉默的呼吸声中挂断。去年春节，她甚至托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在老家的姑娘，让我视频相亲。那场灾难持续了七分钟，我在屏幕这边汗流浃背，结结巴巴，姑娘在那边表情从期待变成困惑最后变成同情。结束后我妈哭了，不是大哭，是那种压抑的、窸窸窣窣的哭声，像秋天叶子在地上被风吹着走的声音。

那哭声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了三个月。

然后，去年四月，公司在团建活动——对我来说是酷刑——中安排了一个“家庭分享环节”。每个同事都要晒全家福，讲温馨故事。轮到我的时候，我电脑里唯一一张和父母的合影还是初中毕业照，三个人站得像三根木桩，表情僵硬。我在全部门的注视下支吾了半天，最后说：“我爸妈……不太拍照。”

那天晚上，我在租来的小房间里盯着天花板，忽然被一种巨大的孤独吞没。不是平时那种习惯性的、像背景音一样的孤独，而是尖锐的、实实在在的恐慌。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的知道我存在。如果我某天猝死在电脑前，可能要等到尸体发臭了，房东才会因为租金逾期来敲门。